鍾文音之驚世花園

專訪墨西哥女作家艾蓮娜---收錄（三城三戀） / 鍾文音作品集
2007-11-13 02:15

沒錯，野心也可以有正面的力量。---年輕時的艾琳娜肖像。

在古代裡的當代對話
鍾文音專訪墨西哥女作家艾蓮娜．波尼托斯卡

編輯室手札

有鑑於台灣對西語世界女性書寫者陌生，同為女作家的鍾文音，訪介身兼記者與小說家的艾蓮娜．波尼托斯卡（ Elena Poniatowska, 1932-），期待為讀者打開一扇小窗，一窺創作者的內在思索與其所依存的世界。
波尼托斯卡出生巴黎，父親波蘭人，母親墨西哥人，一九四二年隨父母親移居墨西哥。一九五四年當記者，一九六九年出版第一本小說，自此記者與作家生活並進了三十多年。她出版小說和非小說書共二十餘本，產量豐富，可說是墨西哥最有影響力的女作家之一。

她曾獲得墨西哥國家記者書寫獎（ 1979），西語世界最重要的豐泉小說獎（Premio Alfaguara de Novela ,2001）、透納獎（Turner Lecture,2004）等。

我和曾獲豐泉小說獎的西語作家艾蓮娜．波尼托斯卡合影。2005年於墨西哥市其住宅處。

文．攝影 ◎鍾文音
在墨西哥作為一個作家是如此地受人重視，這可從艾蓮娜．波尼托斯卡略窺。在尋找其住處時，我在她住處鄰近徘徊，由於路段不熟，遂盡在小巷迷航，安靜午後無人煙，和隔前方幾條大路遠的真實墨西哥相比，艾蓮娜小巷宛如歐洲。

迷航一陣，終於遇到人，一個郵差，我興奮快速走過，心想郵差不會不知道艾蓮娜的住處。果不其然，郵差迅速為我指出隱藏在古老石牆與大樹陰影教堂後方的小巷方位，在回說葛拉西亞（謝謝）的同時間我瞥見郵差眼神，那眼神像是在朝聖一個可資膜拜的遠方，這眼神我不曾在自己島嶼的郵差身上見過。

找到艾蓮娜家，嬌小的她迎門。我說這裡的郵差似乎對你很尊崇。她說，墨西哥的作家和知識分子很受到敬重，大、小事都會問作家意見，連作家用什麼肥皂，吃什麼牌子的沙拉油，用哪一種質料的棉被睡覺，都會成為重要意見（曾經有西方作家去墨西哥居住，最受不了的就是被記者追問這類問題），甚至作家生活會成為一些人的學習對象。

我後來想，也許因為墨西哥教育水平還未普及（文盲不少），因此知識的取得者同時間也成為一種身分高人一等的象徵，而作家在此還屬於古老行業的良知事業，因此深具影響力。

對於採訪與被採訪，艾蓮娜同樣熟悉，因她是記者也是作家，記者工作對於艾蓮娜是加分。很年輕的時候她就曾經寫過新聞體小說且一舉成名。第一本小說《Massacre in Mexico》即以一九六八年墨西哥大學生遭政府軍隊鎮壓屠殺事件為主軸的文本，這本書直到現在都還常被提及，後來又讓她以新聞小說體成名的小說是《最親愛的蒂娜》（Tinisima），以移居到墨西哥的美國攝影師蒂娜莫朵堤（Tina Modotti）為事件小說人物，文本在虛構與紀實裡出入一個偉大女伶的藝術與政治生命。（莫朵堤是攝影師，也是企圖暗殺墨西哥總統的陰謀分子，和美國及墨西哥藝術家交誼深厚，卻莫名死去，傳聞甚多。電影《揮灑烈愛》裡那個引介卡蘿給里維拉在派對穿黑衣的美麗主人就是她。）

自此，以社會新聞事件注入文學想像已經成了艾蓮娜的經典筆調與形式。然而真實生活裡艾蓮娜又是個舉足輕重的記者，寫小說的虛構能力當然不能運用在寫報紙的新聞上，那麼她如何在文體之間遊走，可以在新聞上保有清晰又能在小說創作上演繹一種模糊？訪談便由此展開。（我們以英文交談，以下的問答擇要譯出。）

新聞報導與創作的頻道切換
問：寫小說、散文、評論和藝術人物，也寫每日的新聞，在諸多文類裡你如何轉換筆端跑道，如何處理介於小說虛構與新聞的紀實？

艾蓮娜：處理小說和新聞完全是不同的過程，寫新聞對我而言是挖掘真相的工作，它需要帶著一種對每樣事物的正確評斷眼光，它的自由度少，受編輯台作業影響，每天有很多的電話打來，所寫的內容明天就見報了，然後我再次讀它時，我常對自己說，真難堪啊，這寫的並不好，我真願沒有寫過它。我必須試圖去忽略每日見報的文章，它總是匆忙寫出來的，報紙的新聞寫作像是一分鐘高速行過的摩托車，我操作新聞寫作已經太專業了。但是文學不同，對記者而言一般通常很難從新聞調整到文學的寫作節奏，改變寫作頻道有時是痛苦的，而且寫文學作品時，將喪失所有在寫新聞時採訪對象或讀者對你的支持。寫文學只能倚賴自己，好或壞都是自己的。

寫新聞還常容易自我膨脹，因為當採訪對象是重要人物時，便會有一種錯覺以為自己寫的內容很有影響力。還有就是我一直和某些重要人物是朋友關係，但那只有在我是記者身分時；當我回到作家時，我是孤獨的。我想為自己多寫些小說。文體轉化靠的是敘事能力，必須有不同的敘事腔調與結構形式來維持文類的不同。頭腦要很清楚。（她還補充說體力也要不錯才行。）

問：你有波蘭裔父親與墨西哥裔母親，你出生在巴黎，直到九歲才回到墨西哥，請問你有身分與認同的問題嗎？

艾蓮娜：沒有。我到九歲才開始正式學西班牙語，後來也以此為寫作文字，我沒有身分認同與寫作文字的選擇困擾，對我而言，選擇做墨西哥人是很自然的事。

私自深層理由影響文學基調
問：你到三十七歲才成為墨西哥市民，在這之前你可以成為法國人或是歐洲人，或是你也可以使用法文或英文寫作，但你都沒有如此做，你在多國語言上都可以寫作自如，但你還是選擇西班牙文，這在非常崇尚法式生活與美式生活的墨西哥似乎很特殊？而以我的觀察，墨西哥人確實很崇尚法國時尚生活，而在北墨則傾向於美國文化，許多有錢的中上流社會都把小孩送到法國或美國學校念書，從幼稚園開始就如此，當然那樣的學校學費也很貴。（墨西哥最大的Reforma路就是仿巴黎香舍里榭大道打造的。）

艾蓮娜：沒錯，一般中上流社會是這樣，甚至政府高層也如此。但身為作家的思考不是如此，作家有對於自己土地與情感的私自深層理由，我和我的母親很親，所以我才說成為墨西哥人是很自然的事，因為我母親是墨西哥人，我想延續她的生命。歐洲來的父親對我的影響反而小，只是讓我會學習更多的語言而已。我要用法文或英文寫作都沒問題，不過我對西班牙文特別有感情也特別能寫得好吧，所以我用西班牙文寫作。我九歲開始真正學西班牙文，我是先從街上學來的，我成天在街上玩耍遊蕩，在街上聽人說西班牙文，說鄰里街坊故事，我津津有味，我去觀察他們的生活，因為是來自於生活，加上母親的關係，所以我對西班牙文情有獨鍾。

問：這就是為什麼你雖然出生中上流家庭（母親為墨西哥貴族）但你的書寫與關注的新聞卻一直都和底層的命運追索有關？

艾蓮娜：對，沒錯，這和我小時候在街上向庶民學西班牙文有關，我覺得底層生活很真很有趣，也很悲涼。

問：你曾為愛而苦嗎？對於女性作家而言最困難的事除了寫作本身外常常是環繞著女性作家的愛情生活，你似乎一直過著很平靜的家庭生活，因為我看了所有的資料幾乎很少提及關於你的私人生活？

艾蓮娜：我很少為愛情而苦，但我了解愛的苦，我算是幸運的，和先生的感情順遂，他是研究星座的，也間接促成我寫《The Skin of Sky》。（這書為她贏得二○○一年的「豐泉小說獎」。）他過世後我很痛苦（即使已十二年過去了），不過母親過世時我更痛苦，這就是愛的本相，擁有之後的幻滅苦痛當然一定是跟隨的，悲傷也是生命的狀態。也因為我生活平常，感情對象單一，所以也沒有什麼可以提供他人茶餘飯後的閒嗑資料，所以你才沒有看到有關於我私人生活的報導。我現在是擁有三個小孩、九個孫子的女作家，我一直感到自己在個人生活上的順遂。也因為自己沒什麼好寫的，所以我的小說題材都是來自於新聞靈感。

問：這真是滿幸運的。不過在家庭生活與寫作生活裡一定有衝突，特別是你有小孩之後。

艾蓮娜：對，當孩子還小的那些年，我確實是只能利用小孩全部上床後才能寫自己的作品，總是很晚睡，然後趁小孩還沒醒時就先醒了，趕緊坐到書桌前寫點東西。現在當然沒有小孩的干擾問題，不過俗事日增，我總是每天利用電話還沒響前寫作，寫作永遠是我生活的核心，這個底層價值一旦確立，即使有家庭或有俗務也不會受影響。

問：在墨西哥，作家或是藝術創作者容易為生嗎？國家機器有輔助或是提供長期的贊助嗎？

艾蓮娜：政府或基金會有提供這類的獎助，但杯水車薪還是不夠，也有一些文學獎提供獎金，但也是名額有限。所幸的是知識分子和作家在這個國家具有影響力，受到一般人的敬重，所以一般來說基本生活是還可以的，出版和發表文章可以獲得一些生活的金錢來源。像政府單位就不喜歡我，因為我除了作家還是記者，我老是揭政府瘡疤和黑暗（墨西哥政府貪污嚴重），所以我從年輕時寫的作品就未曾得到政府的補助。但是我在社會上卻是有影響力的，這個報酬永遠是大於實質的。（她強調政府更該做的還有消弭各種差距，特別是貧富和教育的差距，提升教育水平，這樣可以讓更多人來讀作家的作品，閱讀者多，才能讓作家的生命力延續。）

問：你曾經長期教文學寫作班，在許多大學當客座教授，你如何教寫作這件事？

艾蓮娜：我在寫作班（Workshop）教了近三十年，直到幾年前才沒繼續，也許這在別的國家不會有資深作家如此持續關注寫作班的情況，但在墨西哥我覺得有一種義務感，我希望寫作這件事可以持續發酵在許多人身上，使寫作成為一種夢想的可能。我教導他們最重要的當然是觀察、閱讀、到街上生活（像新聞般的一種見證）、聆聽，當然最重要的是要持續寫作練習。

鍾問：你從小就知道自己要走上寫作這條路？你在報酬率低的寫作時代你如何持續你寫作的熱情與意志力？

艾答：寫好書除了才華還需要有野心，這裡的野心指的是對一種完美的理想完成堅持，寫作是我唯一最擅長的事，雖然小時候我想過要當歌唱家（哈），而走上新聞記者而沒有退怯有個決定性關鍵是當時的墨西哥政局， 1968 年發生的學生校園大屠殺事件，我對於真相有想要深入瞭解的慾望與義務驅使，當時寫作時根本沒有想到出版這件事，寫好後也沒人敢出版，報社也不敢發表，後來才被比較反政府想要知道真相的出版社接受而出版了我的第一本新聞體小說。

鍾問：所以你對於發生在北京的天安門事件一定很感同身受？

艾答：是啊，我當時沮喪極了，宛如重見發生在自己土地的大屠殺般。

鍾答：你的書已經開始在大陸出版，你會想去哪裡看看嗎？

艾答：會啊，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亞洲相對於拉丁美洲是個遙遠又真實的存在。旅行可以帶給作家生活的刺激與文化思考。

鍾問：幾乎所有墨西哥有趣的藝術家或人物你都採訪過或見過，你也寫過關於芙烈達卡蘿的書，你採訪過卡蘿的愛人迪亞哥多次，你走過歷史現場，回到自己陰暗的書房，你如何看待這兩個墨西哥最有名的歷史人物？你也曾經出版一本以虛擬的文筆書信體寫信給迪亞哥的書，你又是如何虛構的？

艾答：一九五四年卡蘿過世時，我正好剛跑新聞，我對於她很有感覺，一個活得很有意思愛恨分明的堅強女性，至於迪亞哥他很少在採訪時提卡蘿，只對我說過他從來都認為卡蘿是個偉大的畫家，他這麼地告訴卡蘿，要成為偉大的畫家而不要只成為迪亞哥的妻子，關於這一點，我覺得就讓我可以和迪亞哥成為朋友，雖然他的聲名與脾氣不好，採訪人物常常會破壞友誼，在我的筆還沒落下前都是朋友，一旦我下筆了，採訪的對象常常不再是朋友了，因為我的筆不會只寫好的。當然，能採訪重要且有意思的人物是我當新聞記者的收穫，不過新聞最後都會過去。所以我即使再忙，我也從來沒有停止自己非新聞的寫作。擬書信體寫信給迪亞哥也是一種創作，我覺得多元的文類一直讓我很有興趣嘗試。

鍾問：這種持續力也是你說的一種野心嗎？請問你喜歡的作家有哪些？

艾答：沒錯，野心也可以有正面的力量。我喜歡古典的作品，還喜歡葉慈的詩，作品太多了 …… （她補充說，我更喜歡閱讀街上的故事與臉孔 …. ）

艾琳娜的作品，她的書封面常以攝影為表現方式，深具個人風格，和她喜歡以（新聞小說體）創作也有關係。書旁的漆器燈是墨西哥常見的工藝品。

附註：本文曾發表於自由時報，開頭之『編輯室手扎」即出自「自由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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